第二章 囚犯（16）（2/2）

恩斯特回到办公桌前，一屁股坐到椅子上，两腿就习惯地翘上了桌沿。

我把咖啡递给他，自己也搬了把椅子坐下。

恩斯特喝了一口咖啡，点头笑道：“这还差不多，不过说好了，如果晚饭吃不到，你可得请我吃宵夜。”

“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，快说！”

看见我又瞪起了眼睛，恩斯特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，呐呐道：“好，好，你别急，我说就是。马蒂，我说你这人什么都好，就是脾气太大，所以我才不敢告诉你。”恩斯特一口把咖啡喝完，清了清嗓子。“嗯哼，怎么说呢？”

“申克说他得过肺炎，你给看的，那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”恩斯特摇着头，点上烟。“不是这儿，还在前面。那是一个多月前，有一天晚上，大概十点左右，我正在俱乐部里，汉斯·迪特里希下士来叫我。就是火车上的那位，拉手风琴的。”

汉斯•迪特里希下士，“拉手风琴的”。恩斯特有意这样讲。这样讲我也能记起来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晚上，在火车上这个汉斯•迪特里希下士是怎样凶狠地殴打中国人。

“迪特里希下士说申克把一个受伤的犯人送到医院去了，请我过去看看。申克如此关心一个犯人，真是稀奇。除非这个犯人根本就是被他所伤。这就更让人费解了，我不知道申克这家伙搞什么鬼，他惩罚犯人，干嘛还要送到医院去。平时，他们要么将犯人直接打死，即使命比较硬，一下子没死的，他们也会最后来个干脆利索，还从来没有什么打完了人再来救治的。我忽然有种预感，想到·····”

我也想到了，恩斯特说“还在前面”，那么申克从来就没有放过他。我很紧张，能感觉出自己的心跳。我抓起恩斯特放在桌上的香烟，想抽一支，但是双手直哆嗦，好一会儿才把烟点着。

恩斯特一定在看着我，在我哆嗦着点烟的时候没有说话。等我抽上烟，他才继续道：“我到医院时，申克已经在那儿了，旁边就站着那个中国人，他好像没受什么伤，但是精神很不好。另外还有两个犯人，其中一个我认识，是个卡波，（注：卡波是从犯人中挑选出来，管理犯人的监工。待遇优厚，可以不剃光头，伙食标准是普通犯人的十倍，还拥有极大权利，可以随意打骂、惩罚犯人，甚至有生杀大权。）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，只知道大家都叫他‘教授’。‘教授’是个政治犯，原来在莱比锡大学教哲学，在这已经三年了，人很正直，在犯人中挺有威信的。”

“他没受伤，申克打的不是他，那是谁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是法比安。”

“法比安？”我一时没想起来。

“对，就是火车上的那个男孩，学艺术的。母亲是法国人。”

“哦，是他。他怎么样？”

“法比安的伤势很严重。依照惯例，我跟申克说不如来个痛快的。你知道我们的处理方法。”

恩斯特的声音很犹豫，很理亏。这是他最不愿意，却又每天必须面对的工作之一。党卫军领袖希姆莱认为，对于那些没有价值的垃圾根本不应该再浪费国家的资源。于是如果犯人生病或者受伤，状况较轻，经简单治疗后即可痊愈，继续参加劳动，还有使用价值的，医生可以给予他们有限的治疗。但是如果状况比较严重，一时难以治愈的，恩斯特，他这个集中营的军医就有责任给予彻底解决——把15毫升30%的苯酚溶液直接注入其心脏，病人就会在一分钟之内死去。

“可是申克不同意，一反常态地恳求我一定要救法比安。我答应了，本来我也不想干那种事。我让他们所有人先回去，但是中国人不愿走。使我吃惊的是申克竟然让两个犯人和下士都回去，自己则留下来陪中国人一起等着。我回到治疗室，给法比安清洗、检查。结果使我震惊，法比安伤得实在太重了，必须做剖腹手术，不然只是拖延几天而已。这可不是我能决定的，我一个人也做不了剖腹手术。于是我开门去找申克商量。这时候我看见申克正在亲吻中国人。”